战术奇特、随机应变、清高自傲、赏罚严明的抗日将军——杨杰
杨杰,字耿光,云南大理人。他曾经留学日本,从日本振武学校毕业以后,回国短暂时间后又去了日本,刻苦钻研日文及复习军事学,后来考入日本陆军大学。

他平时很用功,常考第一,在图上战术和应用战术作业时,其案甚奇特,为一般教官和同学所推崇。有一次野外参谋旅行,他曾当过统裁官,并当了演习师长,都是因为他的师对抗演习案作业最好。全班的卷子,都给他审查,并由他在案中根据作业的优劣分派职务,谁为参谋长,谁为参谋主任、谁为旅长、谁为团长,谁为骑、炮、工、指挥官……日本教官和中、日同学一向重视他。
杨杰既聪明又勤奋,每次考试成绩突出。特别是全球军学界悬赏征求解答一项战术难题时,他获奖第一名。在日本陆大毕业时,成绩名列第一,由日本天皇亲颁证书。
当时日本同学纷纷惊羡,有人要用皮尺量他的头,认为他的大脑特别发达。他的日本老教官劝他加入日本国籍,并把女儿许配他。杨杰钻研军事是为了富国强兵,理所当然地谢绝了。
1932年,蒋介石想委任他出任参谋总长,因为杨杰原来曾任参谋次长和陆军大学校长,因与蒋介石意见不合,拂袖而去。
杨杰曾对他人说:“校长这个人,不足与之共事。他最重要的一点,他不是按总理‘天下为公’那样办事。恰恰相反,他私心太重。就拿黄埔学生来说,虽同是黄埔生,但浙江籍的黄埔生和非浙江籍的黄埔生就是不一样。至于黄埔与非黄埔,那就更不待言了。
杨杰振振有词地说明他为什么坚决不当参谋总长的理由:“要我当参谋总长,最重要的一条:秉大公,要做到赏罚严明。蒋介石完全是学的曾国藩,《曾胡治兵语录》、曾国藩的家书、日记……等,曾国藩用兵作战上很明显地搞权术,如利用其非嫡系与‘敌’之间互相消耗。曾国藩派鲍超猛攻南京,攻安庆,继续予以消耗,不让其喘息休整,反以其嫡系胞弟曾国荃部调到南京坐收渔人之利。校长在北伐战争以迄如今的事例太多了,全国民众都不是看得很清楚吗!”

杨杰一向以姜太公、诸葛亮自拟,目空一切,不但国内并世的人几乎一个都看不上眼,连当时苏联的军官他都瞧不起,曾说送给他当学生都不要,只有少数几个日本将领还可以。
杨杰自日本陆大回国后,在程潜第六军先任总参议,后兼十七师师长,为程所重视。他长于敌情判断及大兵团运用,对敌军的将领出身、个性、能力、嗜好等等,以及其部队装备、惯用战法,均注意研究,临机应变。
北伐时期,杨杰在攻占南京时,是江右军的先头部队,仅以三个团打张宗昌部数万之众。打了几天之后,战斗异常激烈,各团弹药已将用完,派人来师部请领。杨杰佯称弹药多得很,须到板桥镇(该缜在南京以西,约一日行程)去领。各团立派辎重队赶往该地,到达后,连一颗子弹也没有,空手回来。各团长向杨杰责难,并说:“后方没有子弹,为什么叫我们白走两三天?”杨杰说:“明天吧!你们要多少就给多少。”第二日,竟将南京攻落。
他对预备队的使用极其灵活,当第一线需要增援时,杨杰就令总预备队之一团抽调整一营归其指挥,但何时使用,仍须待命。在战况危急时,他使用一下,待战事稳定,马上又将它调去照顾别方。
又有一次,当敌人尾追不放,十七师退至凤凰山附近,杨杰在高粱地内设有重机枪巢,又构筑了伏击阵地,在凤凰山仅派一个连阻止敌军。敌军仅以一小部向凤凰山包围监视,主力分为两个纵队急进。待敌进入口袋中间,预伏于高粱地中之密集部队及重机枪十余挺(全师各团之重机枪连)向敌猛击。敌出其不意,未及展开,伤亡狼藉,满地都是尸体,就倒退走了,从此不敢再追击了。
1933年春季,在长城古北口对日抗战时,杨杰是十七军军长,兼方面总指挥官,指挥过二师、二十五师、八十三师。杨杰不主张在古北口打,所拟作战计划,是诱敌深人至九松山附近(今密云水库附近),以一个师利用地形,在此构建三线强固阵地带,利用漕河滩浅,坦克、大炮均能从河滩南下,可使日军进来。
正面比南天门东西高地更狭小(八道楼至南天门1142高地仅8 华里),先以两个师设伏于东西群山中,另以小部队在西北口作持久抵抗,且战且撤,引敌至上述地点九松山后,或再撤至第三线阵地;等到敌军攻击主阵地带时,打过几天,弄得精疲力尽,再以预伏的两个师从两翼夹击,必获全胜。
此案杨杰曾开一次将级军官军事会议 ,师长黄杰、关麟徵,副师长杜聿明、张耀明,旅长郑洞国、冯士英等均列席,皆无异议。
如果主帅何应钦采纳此种战法,敌将被全部歼灭,或歼其大部。无奈何应钦无此胆量,且别有用心,未能实施。杨杰气愤地说:“如不这样的打,将来必遭敌各个击破,我不愿作这丢人的指挥官。”就辞职不干,回南京去了。
古北口失败后,杨杰摇头叹息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指何应钦及徐庭瑶),焉得不败,可怜复可叹!”殊不知何应钦早已秉承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剿共的旨意,准备谋与日军妥协,所以长城战役不久以后,就出现了《何梅协定》。
在中原大混战时,冯、阎和蒋军胶着于陇海路中段郑州一开封一兰封一考城等地。蒋介石无法挽回颓势,乃九次电邀杨杰南下问计。
有一次,陇海线正在吃紧,敌我双方正在应战,难分难解之际。蒋部队已通通派在第一线,总部驻在柳河车站,蒋介石能控制的仅有王世和的特务营。忽据飞机从高空来电:“潦河西北方向发现敌军一个骑兵大集团,正在向车站急进中。”蒋介石据报异常惊慌,问杨杰应当如何处置?杨杰复蒋介石:“现在没有工夫详细说明,立即告诉车站上,就将列车的两头各安一个机车。”
下午二三点钟,郑大章的骑兵军已突击到车站附近,并以一部骑兵下马作徒步战,向车站进攻。杨杰知敌众我寡,不能作战,乃令列车(装甲车)向北急开,开至二三十里后,又向南开,如此往返二三次,郑大章的骑兵跟着火车跑,跑来跑去,跑得精疲力竭,人马疲惫不堪。郑大章没办法,就派兵往烧归德飞机场。
空军因事前有些重轰炸机找不到目标,未及投弹,返回原地。按空军原则,如重磅炸弹使用未完,不得留在机上降落,易生爆炸。因得到郑南来情况后,杨杰即不准该机卸下炸弹。等到郑兵烧机场时,九枚重磅弹先后连续爆炸,声震如雷,硝烟弥漫。郑大章的人马均惊惶失措,误认为遇埋伏,军马到处乱窜。杨杰乃令王世和特务营下车冲出,马上就打退了郑大章的骑兵。
蒋介石转忧为乐,笑着向杨杰说:“耿光!不是你在此,我们一定当了俘虏了。”杨杰听了夸奖,不但不表示谦虚,反而说:“这不过是牛刀小试耳!”此后,蒋介石对杨杰慢慢地不满意,认为其傲慢难于驾驭。

杨杰又向蒋介石建议,立即调整战线,抽出四个师来,分控于必要地点为预备队,先将犬牙相错的前方部队拉成弧形;又以重价雇当地民众,由工兵指导,掘成第二线散兵壕,工事做好后,又调整抽出了四个师为预备队。
因此刘峙、顾祝同等人的胆都壮了,哪里危急,哪里就有援兵,局势从此稳定下来。而后又调十九路军从海运至青岛,出济南、济宁,向敌左翼猛攻,先打败了傅作义,后又逐渐西移与主力会合,向敌攻击,就把战局扭转过来。
抗战初期,蒋介石因杨杰博学多闻,极其机警,熟悉国际情形,尤长于大兵团的运用,名闻中外,就派他为特使,以便争取苏联的帮助。将出国时,杨杰向蒋介石上一呈,大意是:特使是代表我国政府的,派至苏联,如用中将名义,恐分量不够,请授以上将衔。
蒋介石已面允,并批;“交何部长核办。”何应钦即签注:“此人升上将,为众所不容,拟仍以中将原级出使为是。”后来蒋介石仍下条子给予上将衔,何应钦不便再阻挠了。
杨杰到任即谒斯大林,密谈四个小时,博辩头头是道,颇被重视。因此苏联对中国很有帮助,付了一笔大款,并派几批飞行员和飞机来助战,其它物资,如大型运输汽车,步机枪及弹药等也不少。
杨杰曾在法国认识一个华侨姑娘,善交游,好跳舞,弄得他神魂颠倒,并发生关系。他常为此女去巴黎,被苏联政府查觉,即电告蒋介石。
蒋介石认为有辱国体,加以日军为稳定苏联,以便抽出防苏部队大举侵华,派松国洋右到莫斯科签订日苏互不侵犯协定,杨杰在事前未能查觉报告,蒋介石就将杨杰撤回,不再起用。

当时仅有两人为军事理论家:一蒋百里,一即杨杰,蒋百里著有《国防论》,而杨杰则著有《新国防论》,盛行一时,脍炙人口,为一般军界人士欢迎传诵。蒋百里的造诣比杨杰深,杨杰亦极推崇蒋百里,曾说: “蒋百里通好几国文字,勤学苦练,古今中外战法懂得很多,惟所遇非人,未能大露头角。”
杨杰博古通今,虽次于蒋百里,但精通战略、战术原则,长于统率大军,用兵神奇,无论情况如何危险,腹案很多,都能应付自如,并常常以寡敌众,指挥极为灵活,蒋百里不及。
杨杰性格清高,和当时国民党高级将领多数不相容,不相往来。杨杰也不拘场合笑骂何应钦、顾祝同、刘峙,陈诚之辈为饭桶。有一次,他当着学员的面,在闲谈中说何应钦、陈诚 “其蠢如牛,其笨如骡。”
何应钦等对杨杰也极尽攻讦,在抗战开始时,在一次蒋介石主持的会议上,有人曾建议以杨杰任军令部长,主持作战计划、指挥等事项。何应钦极力反对,理由为杨掌握机要,会起到汉奸起不到的作用等等。
杨杰的资历和何应钦不相上下,但远在顾祝同、陈诚之上,但顾祝同等任上将时,杨杰仍为中将,曾发牢骚说:“廿年前是中将,现在仍然为中将,廿年后不知为何将?”
杨杰批评蒋介石政府政治上无办法,军事上士气颓败,指挥不当,大败是意料中事,并断定当时的江防部队阻止不住解放军渡江,并明确地说: “我看红是红定了。”
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杨杰经李济深等人劝说,参加了民革,成为西南领导人之一,在重庆秘密进行民革武装活动,极为蒋介石所痛恨,一再命令保密局特务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但蒋介石又碍于他在军界中有一点声望,还不便公开逮捕他,便由特务收买他的秘书叶,盗窃其文件和各方面往来函电,对杨杰的活动大部分都能掌握,因此更欲加害于他,同时特务还威迫和他亲密的女护士监视他。
1949年春、夏间,破获在四川的民革组织后,发觉与杨杰的关系很多。保密局正欲逮捕他的时候,有人提醒他注意,也曾有不速之客造访,大谈政治问题,并痛骂蒋介石。杨杰即疑心此人是特务,对自己不利,才于1949年夏、秋间返回云南昆明。
杨杰到昆明时,云南民主力量正在蓬勃发展。蒋介石指示保密局头子毛人凤,命令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去昆明将杨杰暗杀,以除后患。
当时杨杰与沈均住昆明靖国新村,两家相距数十步,大门正对。沈醉认为杀杨杰是迟早的事,准备选择一较为适合地点动手,以免被人看出与自己有关。
杨杰是化装成商人模样走的,去香港为的是北上投向共产党。到白市驿机场,临别时对友人说:“你今后还是要去抓枪杆子,一有机会,就来一个枪杆子掉头。”
由于化了装,杨杰上飞机时,未被特务发现。蒋介石闻后大为震怒,严令重庆特务机关追杀。从杨杰家中抄到的日记、信件,找出了他在香港的关系后,毛人风便急电台湾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率特务韩世昌等四人赶到香港。
事先伪造了一封介绍信,让特务拿了,到香港轩尼诗道260号四楼杨在港的友人家中见杨。杨杰拆开假信,低头看的时候,特务用手枪向杨杰头部连开两枪,随后逃走,杨杰就这样被暗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