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头号智囊——杨永泰
早年经历
杨永泰,字畅卿,1885年生于广东高州茂名县。幼年父母双亡，由祖母代为抚养,后来过继给伯父。
杨永泰的嗣母很贤淑，启蒙教育就是由她进行的。杨永泰7岁入私塾,天资聪颖过人，乡里称为“神童"。12岁应县学试，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
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新式学校兴起，他的嗣母送他到广雅书院学习。
在广雅书院,14岁的杨永泰热衷于政治活动，常被推为代表与校方谈判。
广雅书院解散后，杨北上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系，成为该系四杰之一- 。
杨永泰毕业后，回到广东，出任《广东报》记者。他文笔流畅，思维敏捷，敢于评论时政，在广州小有名气。
1905年后，立宪运动席卷全国，各省纷纷成立咨议局,杨永泰赞成君主立宪制度,积极参国加政治活动。
1908年，杨永泰被选为咨议局议员。这年杨永泰28岁。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兴起,全国局势大变化。杨永泰又当选为广东省议会议员,后来又当选为国会议员,成为民国初年的活跃人物。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杨永泰离开广东，前往国会就职。当时，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
1914年袁废掉国会，杨永泰离开北京。回到上海，创办杂志。这一年,他遇到黄兴,二人十分投机，又组织了“欧事研究会”，不久之后，杨还加入了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先生。
1915年秋,杨永泰出任上海《中华新报》主笔。发表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云南都督蔡锷潜回云南起兵反袁。
在上海的杨永泰和李根源与梁启超联系,组成全国讨袁统一战线。
杨永泰首先游说广东的龙济光，龙济光目光短浅，不识时务,反而进攻云南。
杨永泰转而去游说龙济光的上级陆荣廷，由于陆荣廷崇拜梁启超,在梁启超入桂后，宣布广西独立反袁。壮大了反袁力量。
杨永泰又陪同岑春煊由沪南下，坐镇肇庆，成立两广司令部，杨永泰为财政厅长。
不久之后,西南各方又成立了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蔡锷、刘显世陆荣廷为抚军。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位,军务院就撤销了，杨永泰再次北上参与国事。
1917年秋。北京代总统冯国璋,非法解散国会,孙中山为维护(临时约法),率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杨永泰也随孙中山南下。
由于护法军政府依靠唐继尧陆荣廷等西南军阀,内部矛盾重重。孙中山受军阀排挤,离粤返沪。
杨水泰则和军阀们打得火热,孙中山离粤后杨水泰受军阀的支持出任广东财政厅长,不久又出任广东省长。
1920年，粤桂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又回广东，在广东建立政府，出任非常大总统。
唐绍仪等人向孙中山说明杨永泰在排挤孙中山时不光彩的活动。杨永泰无法在广东立足，就去了上海，不久之后又北上投靠北洋军阀政府，1922年出任参议员。
曹锟出任总统后，国会议员纷纷离去，杨永泰又回到上海,过蛰居生活。
杨永泰爱凭意气用事,颇有锐气。在他任广东省长时期，锐意地方建设,决定拆除广州城垣，拓建马路，以实现交通的现代化，工程尚未着手，即招来一片异议，粤籍名流唐绍仪，梁士冶等也通电表示反对。杨永泰不怕反对，以军警护助民工拆迁，工程半年完成，市内交通大大改观。
杨永泰少年得志，怀有经国治民的抱负,思想紧随时代。
正因为少年得志,不适宜做谋士人员，谋士们一般是比较稳重，老谋深算，而杨永泰办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缺乏的正是稳重,有些时候，他还固执己见。日后，杨永泰即使发达，也必然不能容纳别人的过错，更会引起其他派别的忌恨。
杨永泰还缺乏远大的眼光，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赞成过君主立宪制，追随过孙中山，依靠过西南地方实力派投靠过北洋军阀政府，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
比较蒋介石的智囊杨永泰和“文胆”陈布雷的性格差异和结局。
杨永泰成为蒋介石的重要谋士之后,不能像陈布雷那样“淡泊名利"、洁身自爱，而是处处邀宠,追求权力，在派系斗争中,为CC系所不容,最终被刺身亡。
杨的悲剧，正是由其性格决定的。
杨永泰和陈布雷都是文人，早年做过记者，但陈布雷与杨永泰的为官之道有很多不同之处:陈布雷不参加派系斗争，杨永泰却热衷于当派系的首领;陈布雷不邀宠,很“谦卑”，杨永泰处处邀宠，眼中无人。
在为人处事方面，陈布雷受到各方面人士的赞扬，而杨永泰则不断受到攻击;其根本原因在于二人的品格不同。
就谋略来说，陈布雷偏重于文字的表述,有时也参赞机宜，杨永泰则主要是出谋划策,杨向蒋提出的对付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的谋略以及对付共产党的谋略，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杨永泰的削藩策
历朝历代，当天下统一后，就要夺去大将们的兵权，以巩固政权。
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平定天下后，对手握兵权的大将不放心，日夜思考这个问题。
一天，他问谋士赵普:“天下自唐末以来,短短几十年来，帝王先后换了8姓。但战火不息，生灵涂炭，原因何在?我想平息天下兵火，为国家求长治久安之计,出路又在哪里呢?”
赵普回答:“天下之所以如此，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为了藩镇势重,君弱臣强而已。现在想要治理，也没有其他奇巧的方法，只用削弱藩镇的权势，控制他们的钱谷，收取天下的兵权,国家自然就会安定了。”
赵普所献计策是“弱枝强干”的计策。不久之后,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自古以来，削藩都是以武力而结束。汉朝时，晁错因献削藩策而丢了性命，清朝时,康熙帝削三藩，最终也是以武力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叛乱。
北伐结束,蒋介石自以为是君，他把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看成是臣，这些臣手握重兵,蒋介石睡不安寝。
杨永泰投靠蒋介石后，看透了蒋介石的心思,他马上献了“削藩”策。
杨永泰向蒋建议，最好用“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方法削藩，如和平方法行不通，则用武力的方法解决。
杨永泰认为，欲削夺各实力派的兵权，首先需要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由中央行使协权力。第一步,把务实力派的首领调到中央当官，这叫“离窝毁巢”。第二步统一整编全国军队,遣散各实力派赖以生存、活动的资本。
蒋介石很重视这个策略，把它视为治国安邦的神丹妙药。
请看蒋介石是怎样实施上述谋略的。
蒋介石召集了全国编遣会议。
蒋介石提出一份《呈请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文》。文中说:“窃我军此次誓师北伐。赖先总理在天之灵，与夫将土之奋勇肉搏，不两个月间，奠定幽燕。北伐告完成，军事应谋结束,裁兵之举，斯其时矣。惟是一切善后敷施，经纬万端.既须有精密之规划，尤应有专责之机关，以期事半功倍，成效易于昭著。中正筹思所及,爱拟设裁兵委员会。由中央选委重要人员为主任，协同各部及建设委员会办理裁兵事宜。”
“是会似应于最短期月内筹备成立，切实进行 ,庶几化兵为工，可期早日实现。”
会上要讨论的蒋介石提出的《军事善后意见书》是这样说的:“北伐要完成,军事急应结束，裁兵节饷，从事建设,已成全国一致之要求;惟革命尚未成功，建设尤须保障，整军经武亦未可视为缓图，职是之故，吾人于疑覆北方军阀之后,乃有两种极大之责任。一面当裁汰兵额，移巨额军饷为建设之用;一面当充实军备，保持国家与社会之安宁。”又说:“吾人以促进国家统一为职志，而反对军人把持地方,但若有藉口统一把持中央，吾人亦坚决反对之，裁兵能否实行,军备能否整理，今已为国家存亡之关键，进行之始,必以大公无私之心,收集思广益之效，非任何人所得阻挠,亦非任何人所得把持。”
同时指出:“拟分全国为十二军区:一 ，苏皖赣，二、闽浙，三，两广，四、两湖，五、四川西康,六、云贵,七,陕甘，八。鲁豫，九燕晋，十、热察绥，十一，东三省，十二、新疆青海(外蒙，西藏当别定办法)，每一军区所驻军队，以四万人至五万人为限。各军区长人选由各集团军总司令与总指挥推荐,军事委员会审议，分别任命。每军内裁兵剿匪，及一切整理军区制有分割地盘之嫌，则可明定军区长官不得兼任省政府主席，以杜把持政治之弊。
由于各路军阀坚决反对，最终没有实施。随即爆发蒋介石与各路军阀之间的大战。
杨永泰就向蒋介石献上对付冯、阎、桂的策略
和平的方法不能削藩，就只有采用武力的方法，于是杨永秦又向蒋介石提出了新的建议:
“以经济方法瓦解二集;以政治方法瓦解三集;以军事方法解决四集;以外交方法对付奉张。
这是一个基本符合实际的谋略,第二集团军就是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 西北军采用旧式的治军方法，军官多是行伍出身,有些高级军官追求腐化生活,缺乏信仰，抱着“有奶就是娘”的人生宗旨。如韩复榘，石友三等就是此类人。
西北军长期处于陕甘贫困地带，生活困难，不少人想走出贫困地带,因此用金钱收买瓦解冯玉祥的高级将领，是有效果的后来,蒋介石根据这一谋略，先后收买了冯玉祥的韩复榘，石友三等高级将领。
第三集团军，就是间锡山的晋军。阎锡山为人狡猾，他抱定的宗旨是，“八面珍珑”，投靠有实力的人物，他的志向，仅仅局限于守住山西的地盘，虽然有时也向外扩张，但统治全国的野心不大，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统治全国的实力。
间锡山的哲学思想是“中”，他认为“中是理的极则”。由于以这一哲学思想为基础,决定了他缺乏锐意进取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
对于阎锡山这样八面玲珑的人，用政治方法解决，拉拢他，给他好处，在适当的时候，也就是时机成熟时，再用军事方法予以解决，在其他对手解决之前，阎是可以联合的对象。
第四集团军是李宗仁领导的桂系,这一军队，有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个著名人物，他们统一广西参加北伐，战功赫赫，占据着湖南、湖北和广西等，势力很大。
李宗仁领导的桂系，一直想问鼎中央政治，一度逼迫过蒋介石下野，在全国的威望也比较大,对这种势力,用政治方法,经济方法是不行的，只有用军事方法予以彻底解决。
后来,蒋介石果然首先拿桂系开刀,将桂系举击败。
东北的张学良，在当时举足轻重，根据中国古老兵法，远交近攻的原则，奉张正是远交的对象。因此，杨永泰提出外交方法对付奉张。蒋介石依计面行，果然战果辉煌，杨永泰也因晋献良策而身价倍增。
从1928年起,蒋介石就着手实施杨永泰的谋略。在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中，杨永泰做为蒋介石的重要谋臣。运筹帷幄,起了很大作用。
他一面协助蒋介石调兵遣将,实施“陆上作战为主，伴以空军协同”的战术，以形成威慑力量:同时采取种种方法拉拢取观望之势的张学良。最终使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从而结束了中原大战。
杨永泰作为蒋介石的重要谋臣，在中原大战和后来“围剿”红军的多次战斗中，提出种种谋略,这些谋略,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从而被称为蒋介石的头号智囊。
杨永泰在蒋桂战争中所献谋略
1929年爆发的蒋桂战争，是新军阀的第一次大战，这次大战，蒋介石运用远交近攻、釜底抽薪、调虎离山、借刀杀人等谋略,一举击败桂系。
杨永泰为蒋献了一系列的奇谋，杨永泰认为:
一，根据远交近攻的方针，从地理位置上，桂系控制的两广、两湖与蒋介石控制的江西等地最近,易于运兵,且桂系是长蛇阵，易于腰击，兵力又少，因此应首先拿桂系开刀。
交战之前应及时向冯玉祥、阎锡山派出使者，让他们在蒋桂交战时，支持蒋介石，至少站在中间立场上。
二、运用调虎离山计，拆散粵桂联盟。就是设法把掌握广东政局的李济深骗到南京,再用阴谋手法派人去掌握广东政局，令广东服从中央。借以孤立桂系。
三，用借刀杀人计,使白崇禧在华北的部队反正，白的部队是唐生智的旧部，可借唐生智来活动。
四、用釜底抽薪计。扬汤止沸不如抽薪止沸，军事进攻就是扬汤止沸，从其内部人手,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抽薪止沸，杨永泰找到梁五凤让他联系俞作柏分化瓦解桂系部队。
后来桂系果然一败涂地，李、白下野。
蒋介石图川谋略和杨永泰建议
四川是天府之国，蒋介石集团早就想插足四川，由于一直忙于和冯、阎、桂大战，一时顾不上对付四川大小军阀。
四川大小军阀虽然内部斗争激烈，连年内战不息，但对付蒋介石，意见基本一致——反对他插足四川。
蒋介石军队未顾上插足四川，他控制的国民党党部却多次试图进人四川。
1927年6月,南京政府任命的“清党委员会”在四川未能立足，计划要召开全党员代表大会也未能实现。
1928年初，中央党部委任的一个“党务监察委员会”于7月在成都开始工作，于受到四川军阀的反对而不得不撤离成都。
到1929年末四川一共只有77 个国民党党员。
1930年至1934年,中央党部四次试图在四川建党都失败了。
四川可以说水泼不进。
红军长征后，杨永泰就向蒋介石建议:
目前国家形势为:外患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东北已丢，华北日益危机，日本可能要力图吞并中国。一旦中日战争爆发，天府之国必为陪都和大后方，然四川历来不统一，大小军阀割据称雄，为准备长期战争计，应撒销南昌行营，改设重庆行营。一采可以继续追剿“共匪"。二来中央军队可以入川。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
杨永泰在“围剿”中所献谋略
蒋介石布置对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军事“围剿" ，杨永泰作为首席智囊，随同当时蒋介石总揽党、政、军大权，每天急待其批阅的公文盈案累牍蒋日夜批阅尚积压甚多,为此深感苦恼。
杨永泰不愧为首席智囊，他立即为蒋排忧解难：他先阅来文,用十至百字写出概要,并拟定上、中,下三个批答办法附于公文之上，供蒋介石选择。
这一招果然讨得了蒋的欢心。1932年蒋便任其为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从此抱定“士为知已者死"的信念，精勤不息，协助蒋介石处理军政事务。
从1931年开始，国民党先后发动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均被中国工农红军所粉碎。蒋介石焦虑万分，常夜不安眠，绕室徘徊。
杨永泰睡于外室，闻蒋起身便进去陪伴,绞尽脑汁,磋商策划,共度愁夜。
正在蒋介石愁眉不展时，杨永泰分析历史，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一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谋略。
这一谋略的核心是争取民心,连蒋介石也认为“仅凭军事力量根绝共党武力，是颇为困难的”。
1932年8月,蒋介石以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的名义,颁布了《剿共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开始在接近革命根据地的地区建立保甲制度(1934年11月，国民党政府更把这一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保甲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一种反动工具，据蒋介石考证，在北宋时代施行过。
蒋介石的“七分政治”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地方武装，为此，国民党政府曾经颁布了许多条例，其中最重要的是《剿匪区内务小民团整理条例》，根据这个反动条例的规定,凡各县的“民团”，一律改称保安队。划一编制和指挥，每县必须组织一个500人的保安团，县为总队，以下各区,乡设大队、小队。政府发给武器，派军事教官进行训练，规定从官佐到士兵律具联保切结。
保安队起着极为反动的作用，不仅革命根据地的人民遭受干扰和迫害，而且更使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饱受蹂躏和摧残。
在政治上，他常引用胡林翼“更治不振，则民生无依，虽日杀千贼，毋补大局”之语，教育国民党军政官员，“剿匪”不能专靠军事，政治不改革，“匪灭可以复生”;改革政治，必须在肃清吏治上下功夫。
他先后在鄂豫皖三省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颁布行政专员公署组织条例，凡新任督察专员，无论何等要人推荐，必经他亲自考核后方能任职，并暗加察访，不称职者立即撤掉。在基层，为加强对人民的控制，颁发保甲条例,实行连保连坐。
杨永泰目睹地方以党代政弊端严重，致使政出多门，令杂如毛失去效力，便亲自主持制定了“整理地方党务纲要”，规定各级地方党部,不得过问政事，应专负训练，指导民众之责。
对苏区农村,蒋介石的方针是要“复兴农村”。行营颁发了《处理土地，地租田赋、债务办法》,试图解决农村这类纠纷。
行营在江西等地区大办合作社，派出农村合作指导员指导农民参加合作社。利用当地的手工业特产贷给资金，把民众组织起来，拨款给各县的善后经费,行营规定一律移充为 当地农民加入合作社的股金,不得用于其它开支，1933年7月，蒋介石亲自过问，国民党在江西又设立了四省农民银行。
银行对农民发放空钞，实行薄利多销。对农产品也实行减免税收运费。对根据地，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对粮食食盐,火油、中西药、布匹、服装，军用品,统销军用品、燃料等实行官督商办，国民党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以至基层党部，各地乡绅等上下大小人等,组成二个网络系统,使之运转起来，全力对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在思想上，杨永泰建议发起一个新生活运动，为蒋所采纳。他认为春秋管子治齐,有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说，红军和根据地之所以壮大,除了“共匪煽动”，吏治不佳，还与“人心风俗颓败”有关。
所以“剿匪'要“攻心为上，易俗为归'。不久,蒋介石便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杨永泰连续为其起草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纲要》等演说稿，通过国民党宣传机器,大造社会舆论，使这一运 动推向全国。“新生活运动”是以中国传统道德儒家的礼义廉耻为基础，又揉进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精神文明，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中国半殖民地特有的产物，虽然这次运动实际收效不大，连蒋介石本人也深感失望，但在麻痹人民意志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杨永泰上述谋略，在第四次“围剩"和第五次“围剿”中加以利用，特别是在第五次“围剿”中被充分利用，给红军和根据地广大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工农红军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杨永泰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最终被刺杀
杨永泰死在派系斗争中。
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就蒋介石的亲信而言，就有CC系政学系、黄埔系、太子系、军统等。
杨永泰是政学系的首领，处在浪尖上,不可避免地要与各派争夺权力。
杨永泰出任南昌行营秘书长期间，权倾朝野，煊赫-时，成为国民党上层最红的人物。
杨永泰出任幕僚长，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杨先行过目，然后呈蒋，军政人员来南昌见蒋，也须经杨永泰批准安排。
杨永泰受到蒋的宠幸，不知自爱，明哲保身，此时他已遭其他要人显贵的忌恨，必欲去之而后快,特别是CC系,对他更是恨之入骨。
“围剿”时因屡打败仗，蒋介石常迁怒部下，轻者训斥处分，重者置之死地。杨永泰对蒋常加劝解，并私自扣发下不少判处将领死刑的“手令”，待其怒消后便挽救回来。
尽管如此,许多受害者仍疑系杨永泰挑唆蒋介石所为,秘书陈方为替杨永泰辩白,不得不出示蒋介石“手令”，以说明真相。杨永泰知道后，疾言厉色对陈说，让他们怨我好了，中国没有杨某毫无关系，却不能没有委员长，他是全国领袖，威望不可损伤;作幕僚长就是要替长官任劳任怨，而不能功则自居，过则推诿。表现出对蒋介石的一片忠心。蒋介石也知其忠诚，才能干练，但若任用他而招致众亲信的不满,就要考虑怎样平衡一下。
当南昌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成立,便对杨永泰表去任秘书长职，杨永泰立即明白是遭人陷害，就直说自己是遭谗才至此，并明示：此时此刻，决不离开委员长左右,蒋介石就让他继续留任。
杨永泰权倾一时，政学系势力增长很快，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军政部长何应钦，实业部长吴鼎昌,银行家张公权,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等都投奔于杨永泰门下。
杨永泰的政学系权势眼看着就要超过二陈的CC系，陈立夫、陈果夫异常恼怒。
1932年夏,南昌飞机场发生大火，烧毁机场和飞机多架。行营调查科科长邓文仪秉承CC派旨意，调查后宣布系因事故造成，杨永泰为了打击CC系,就与戴笠合再度进行秘密侦破,查出系一场重大纵火案。主犯为航空署长徐培根。徐盗公款套购黄金，亏空无法弥补，遂放火烧机场以销毁帐目。杨永泰上报蒋介石，徐培根被枪毙，邓文仪被撤销所有职务。CC系受到沉重打击。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对杨永泰也表示不满，他发牢骚说:杨永泰是政学系的首脑，和国民党势不两立。总理在世时受他们的气很大。蒋介石把他作为亲信，简直是认贼作父，对付共产党，他们还不如我们呢!
1933年1月，陈立夫、陈果夫、张道藩几人谈起政学系的情况时说:蒋委员长怎么看上这位首鼠两端的杨永泰，杨永泰有何能力，还不就是会投机吗?等着看吧，看谁对委员长最忠实。
面对政敌的攻击，杨永泰并没有收敛。
1931年;政学系的骨干杨永泰，熊式辉都到江西任职。为“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蒋介石于南昌行营内成立一个党政委员会。
当时国民党各派系都知道这个党政委员会很重要，都争取其的名额。经过番争斗 ，杨永泰的政学 系得到了其中六个处中的五个处长，CC系只得到了一个处长,CC系大败。
各区分会委员长和附属机构的头头，也绝大多数是由政学系的干将充当。如文群任职地方赈济处长兼地
方财政监理处长，他就把北洋军阀时期政学系的江西的四大金刚推上台来。经过活动，吴健陶为政治设计委员、赈济处参事，欧阳瀚存为江西农民银行经理。杨永泰把江西变成政学系“复兴”的基础，以江西为基础，政学系的力量逐渐发展到豫，鄂、皖。川黔,闽、浙等地。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以后，南昌行营党政委员会撤销，熊式辉以参谋长调任江西省主席,将以前划归党政委员会管的41个县收回。原党政委员会的人马绝大多数是杨永泰熊式辉的人马，委员会的一切设施也是杨永泰熊式辉一伙精心炮制的，新的省政府基本上继承了原党政委员会搞的一套办法。
最显眼的是农村合作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成“利用合作’。熊式辉接任江西省主席后，有的机关只是名称更改，如区党政分会改为区行政官,地方自卫处改为保安处，且处长袁良照旧。
地方财政兼理处纳人财政厅财政厅由文群保荐自己的参事吴健陶担任。
蒋介石第3次来南昌设行营后，将熊式辉搞的区行政官改为行政都察专员。
政学系干将张笃伦出任江西第8区委员，邵鸿基为驻宁都专员。后张笃伦升为重庆市长和湖北省主席。
蒋介石长驻南昌主持”则共事宜"，遥控南京政务.南昌的行营秘书处成了实际上的行政院。
凡国民党要人赴赣与蒋商议要事，如所谈问题与杨的主张不合或该事不利于政学系.杨必从中阻挠：每当将要谈到正题时，杨即入室报告:“有重要军报需处理”，以打断其谈话:第二天再谈时，因一日未谈出轮廓蒋毫无印象，须从头再谈,到将说及正题时，杨再如法炮制一次;到了第三日，那位要人就不敢再提了.因再提又要从头讲起,这就会引起蒋介石的反感,不可能得到解决。
在行营,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杨过目后,再送蒋介石。军政要员来南昌见蒋，也须经杨批准安排，杨一时间权倾朝野，高朋满座，宾客盈门。
蒋对杨的信任超过了二陈,政学系也因此有了一个大发展。抗战初期，政学系在封疆大吏中占了三分之一。如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福建省主席陈仪、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四川省主席张群、广东省主席吴铁城，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上海市市长俞鸿钧,青岛市长沈鸿烈等。
在行政院中有副院长兼外长张群、铁道交通部长张家墩、秘书长翁文灏，粮食部长徐堪等，有人说何应钦也是准政学系，在杨永泰任蒋介石秘书长期间，不仅政学系主政成为不成文的规定，政学系还积极抢夺CC系的党务大权。
当蒋介石在汉口组织“四省剿匪总部”时，政学系首脑杨永泰任秘书长。他强调集中党、政、军力量于“剿匪总部”，实际就是集中于以他为首的一伙人的集团手中。当然,对军队他还不敢过问，先从政与党下手。
通过过“剿匪总部"把豫，皖、鄂、赣四省市国民党组织变更，省、市党部设主任委月由该地军政大员兼任。
在河南，就由河南绥靖主任刘峙兼任河南省党部主任。
主任委员之下设书记长，书记长多系主任委员心腹。在河南,省党部书记长就是刘峙心腹人。
原来的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都一起送进冷宫。各县设书记长,同样把原来的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送走。不论省或县都由书记长负全责。工作报告径送到“剿匪总部”党政处。经费也减少，并由“剿匪总部”发给。
从此四省国民党省，市组织由CC手中转到政学系手中，CC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成为当地军政头子的附庸。实际省各级党部变成为无香火的土地庙，书记长不过是守破庙的、为统治阶级所不齿的道士。有时宴会中确为这些人设有末座，实际不过是叫这些年过半百的人出丑耳。
CC对此打击，当时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杨永泰这种毒辣的办法是以蒋介石名义行之，并由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中常会追认为合法办法。陈果夫、陈立夫随即想出”融政于党"的办法来抵抗。陈氏兄弟以“政治部门我们无人”为理由，从纵到横。
由上到下，从横到纵、由下到上地搞阴谋，设法把他们认为的CC骨干打进行政部门的教育部门。同时他们暗中发动喽罗们掀起所谓护党运动，实际就是护CC集团运动;叫各级党部向国民党中常会告状,谓政学系正在进行毁党的活动。
张道藩、余井塘、张厉生等人又奔走于张继、邹鲁这些所谓元老之门，求他们向蒋介石泣求。把党还给CC。他们经过许多曲折的斗争，总算获得胜利，把四省党部的领导权夺回手了。然而，组织形式未变,并且推行到其他省，市，一律改为书记长负责制。cc集团经过此次斗争,政治地位削弱，说气大减，同时对蒋介石的领导起了离心作用。
cc分子每提起此事，不仅痛恨杨永泰、张群辈的政学系分子,且对蒋介石也不满。张道藩曾说过:“我现在才明白狡兔死走狗烹的滋味。”
更有甚昔，由此互相猜忌，南方不满北方，而北方又敌对南方;上下相争，瓦解之根由此埋下。
1934年,蒋介石发布了调杨为湖北省主席的命令。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是杨失宠的信号;其实,蒋对杨还是器重的。杨为蒋介石设计的"新生活运动”，及“剿共"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是帮了蒋介石大忙的。
蒋介石曾经叹息中国那些有才能的人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在腐朽的国民党内，杨永泰有越权形迹,蒋介石对杨的才能和忠诚仍旧是欣赏的。蒋调杨主鄂的主要用意是让杨避避风头，以平息各派的不满情绪，利于全盘驾驭。武汉是南北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事关蒋军事成败的重要地区，故湖北省主席一职， 非般军政大员可得。 杨的前任张群，后任陈诚都是蒋的心腹。所以蒋调杨主鄂并不意味着杨的失宠。
杨永泰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CC系也不放过他。当时CC系在湖北有一个“十人团”，“十人团”曾反对过杨永泰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cc系在杨永泰离开蒋介石身边后.决定干掉杨永泰。cc集团图谋杀杨、事先做了半年的准备工作，有4个省的中统负责人也参加了密谋。因杨永泰主张对日妥协，故CC系就抓住了杨永泰这一点，以此为突破口,寻找下手机会。
CC系终于找到了机会。这机会缘于霍实子提供的1份情报。霍实子，广东人留日学生，日文很好。留日回国后，在上海经营制革工业。霍实子和汉奸殷汝耕关系很好。殷汝耕任职冀东专员时,霍实子与殷决裂，宣言反对殷的汉奸政权及行为,率一部分职员回到南京。
蒋介石知霍实子日文好，责成霍实子办一个专收日本汉口领事馆拍回本国有关方面的电报，日本领事馆向国内拍一电报，“日本总领事宴请杨永泰，在宴会中，杨永泰表示关于日本在中国的一切事件， 他可以负完全责任。”霍实子收到电报后，抄两份，一份送蒋介石，一份送陈立夫，陈立夫当即决定干掉杨永泰。
1936年10月25日上午11时，杨永泰赴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宴会，午后在汉口江汉关省政府专用码头准备返回武昌时，窜出一个刺客，向其连开数枪。随后向附近花楼小巷狂逃。杨永泰的随从跟踪追赶，大声呼喊“捉强盗" !当凶手逃到小巷内一家猪肉案边,为屠户拦腰抱住，就地被擒。
杨永泰中枪以后，奄奄一息，左右询其遗嘱，杨永泰说“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夫复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国祸方长耳”。
言毕死去时年51岁。
蒋介石得知杨永泰被刺，十分震惊，异常悲痛，杨永泰跟随他多年，出谋划策，在中原大战和“剿共’中出过大力,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蒋介石立即下令,组织秘密侦察厅,审讯凶手。湖北绥署和湖北省政府在汉口某旅社中进行了审讯，武汉军统负责人之一廖树东参与主审。
凶手谭戎轩承认自己是执行杀杨命令的人，主谋是谁，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和他直接联系的人名字和住址。
杀死杨永泰之事，抗战胜利后，方治说:"刺死杨永泰这件事，确实是两位陈先生（陈果夫兄弟）指使的。当时不能泄露这个机密，现在谈谈没有什么关系。”
解放后，原国民党两湖监察使高一涵和军统原云南站站长沈醉，先后披露了杨永泰被刺真相。
